一、引言：影响力远超体量的小邻国
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始终蕴含着一种在公共讨论中鲜被坦率提及的地理悖论。一个陆地面积尚不及爪哇岛一个县的城市国家，竟能将自身塑造为印度尼西亚资本、税收、数据、能源流动乃至印尼外逃人员法律命运的最关键节点。每当雅加达公布年度投资数据，新加坡几乎无一例外地高居榜首。2026年1月，investortrust.id在题为《Investasi Asing Masuk ke Indonesia Rp 900,9 Triliun di 2025, Singapura Mendominasi》（2025年流入印尼的外国投资达900.9万亿印尼盾，新加坡居主导地位）的报道中指出，新加坡是2025年印尼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金额达174亿美元，接近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若仅作表面解读，这一数字似乎表明新加坡是印度尼西亚最为慷慨的发展伙伴。本研究的出发点，恰恰是一种学术上的怀疑：这一数字所掩盖的，远多于其所揭示的。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新加坡是否欺骗了印度尼西亚。这一问题过于情绪化，也极易被训练有素的新加坡外交官所化解。更为尖锐的问题在于：一个小国如何构建起一套制度、法律和金融架构，使其大邻国的治理短板转化为持久的租金来源。由此观之，印尼公众常说的新加坡“卑劣伎俩”，实际上是三种因素的结合：一是合法但具机会主义色彩的新加坡监管设计；二是印尼企业和富豪自身对漏洞的利用；三是印尼国家在数十年间填补这些漏洞的迟缓。
本研究梳理新加坡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格局，剖析虚增投资统计数据的资本“返程投资”（round-tripping），考察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及转让定价实践中的税收漏洞，继而探讨新加坡作为印尼富豪财富停泊地的角色。随后各部分分别考察引渡漏洞、从空域到海砂的各类外交施压形式，以及新加坡国联企业的行为。此后，三个“幕后”章节深入探究最不为人所见的领域：2026年明晟（MSCI）降级风波及新加坡向该指数编制机构施压的指控、新加坡借助其海底电缆枢纽截获通信的有据可查的角色，以及多年来在新加坡操控印尼燃油进口的Petral（印尼国家石油公司旗下贸易子公司）石油采购机制。一张类型学表格按证据强度对每一项工具进行分级，将已获证实者与仅属指控者区分开来。本研究最后讨论印度尼西亚自身的共谋责任、其历年来的应对举措以及战略建议。分析全程力求公允。新加坡出于其国家利益理性行事，而印度尼西亚经济主权流失的最大责任，在于印度尼西亚自身的精英阶层。这正是本项分析的意义所在：若不直面这面令人不安的镜子，印度尼西亚将继续归咎于邻国，却任由自家大门洞开。
二、新加坡在印度尼西亚的战略利益图谱
解读新加坡的行为，必须从其生存层面的脆弱性入手。这个城市国家生来便没有经济腹地，没有可观的自然资源，没有充足的水源储备，其国土面积须依靠填海造地不断扩展。自李光耀时代以来，其国家安全理念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大国环伺之下的小国，唯有使自身变得不可或缺方能生存。而这种不可或缺性，是通过把自身打造为节点来实现的——港口节点、航空节点、金融节点、数据节点以及商事法律节点。拥有近3亿人口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印度尼西亚，是上述每一项功能天然的经济腹地。换言之，新加坡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攫取源自印尼群岛的货物、资金和人员流动所产生附加值的能力。
在这一框架下，新加坡在印度尼西亚的利益可分为若干层次加以解读。第一层是物质层面：用于填海的海砂、管道天然气、原水、粮食，以及近年来的绿色电力。2024年9月，新加坡部长陈诗龙表示，新加坡的电力进口目标已上调至2035年达到6吉瓦，CNBC Indonesia在《RI Belum Akan Ekspor Listrik ke Singapura, Pemerintah Minta Hal Ini》（印尼暂不向新加坡出口电力，政府提出此项要求）一文中对此作了报道。第二层是空间层面：新加坡数十年来管理的廖内群岛和纳土纳上空空域，以及新加坡这样的岛国根本无法提供的军事训练场地需求。第三层是金融层面：使印尼富人的财富、企业区域总部以及大宗商品贸易公司留驻新加坡。
第四层，或许也是最为隐蔽的一层，是竞争层面。新加坡的利益在于，印度尼西亚不宜过快地建立起与其节点功能直接竞争的设施。印尼每一次着力建设国际转运港口、自主金融中心、真正高效的巴淡自由贸易区或大规模数据中心，都在结构上威胁着新加坡长期享有的租金。正因如此，两国经济合作几乎总是被冠以“互补”之名。这个词听来中性，却悄然固化了一种分工格局：印度尼西亚提供土地、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新加坡则提供资本、总部、金融服务，并掌控利润空间。
第五层是安全层面。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是世界贸易的大动脉，新加坡高度依赖这片大部分与印尼领土接壤的水域的稳定。2026年7月在独立宫举行的领导人务虚会期间，Bisnis.com在《Leaders’ Retreat RI-Singapura, Prabowo & Wong Perkuat Keamanan Selat Malaka》（印尼—新加坡领导人务虚会：普拉博沃与黄循财加强马六甲海峡安全）一文中报道，两国领导人重申致力于确保该海峡对各方开放。这一安全利益往往是新加坡最有效的谈判筹码，因为它牵涉签订防务合作协定的需要，而正如后文所述，该协定始终与印度尼西亚所寻求的其他让步捆绑在一起。一旦理解了这五个层次，新加坡在印尼的举措便变得易于预判：其所有举措均指向同一目标，即在确保腹地供给的同时维持自身的节点地位。
三、投资数据解析：作为资本“旋转门”的新加坡
新加坡对印尼的投资统计数据，是印尼经济政策中最为持久的视觉错觉之一，印尼官员多年来对此亦予以承认。2018年1月，CNBC Indonesia在《Ini 5 Negara dengan Investasi Terbesar di RI》（对印尼投资最多的5个国家）一文中援引时任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主任托马斯·伦邦（Thomas Lembong）的话称，来自新加坡的资金中有相当部分实为印尼人停放在当地、再以外国直接投资形式回流的自有资金。在Kontan的报道《BKPM Telusuri Asal Pemodal Asing di Singapura dan Hong Kong》（BKPM追查新加坡和香港外国投资者来源）中，BKPM一位副主任解释说，新加坡和香港是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的首选地，而此类公司可能并无实质性经济活动，因此凡经由此类载体进行的投资，均被记为新加坡资本。
这一模式被称为“返程投资”，其运作机制简单而又层层嵌套。印尼富豪通过从转让定价到管理费、关联公司间利息等多种渠道，将经营利润转移至境外。这笔资金随后由设在新加坡的母公司或投资公司持有。此后，同一笔资金以外国直接投资的面目被汇回印度尼西亚。凭借外资身份，相关企业可获得多项优势：享受投资便利措施，受双边投资协定保护，可按协定规定的较低预提税率汇出股息，并在与政府发生纠纷时处于更有利的谈判地位，因为其可将案件诉诸国际仲裁。
印尼官员还承认了第二个维度，即新加坡作为第三国投资者区域总部的功能。2020年4月，Republika在《BKPM: Investasi Singapura di Indonesia Tinggi》（BKPM：新加坡对印尼投资额居高）一文中援引一位BKPM官员的话指出，来自韩国、中国、美国和欧洲的投资者，往往先在新加坡设立枢纽，再投资于印度尼西亚。因此，新加坡不仅是印尼国内资本的“洗衣房”，也是全球资本进入印尼的“收费站”。每一个收费站都要收取费用，这些费用以法律、金融和会计服务费、区域办事处所缴税款以及刻意留存于新加坡的利润等形式支付。
由此产生的战略后果十分严重。其一，印尼政府失去了一幅准确反映战略行业资本实际归属的图景，致使循证决策根基不稳。其二，吸引外国投资成效的说法大打折扣，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改头换面后回流的国内资本。其三，印度尼西亚允许这一中介功能在使用者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运作，实际上是在间接补贴新加坡的金融中心。随着印度尼西亚着手建设自己的金融中心，这一隐忧再度浮现。2026年7月，Bisnis.com在《Perbanas Ingatkan PFII Harus Datangkan Modal Asing Baru, Bukan Dana Round Tripping》（Perbanas提醒印尼国际金融中心须引入新的外资而非返程资金）一文中报道，印尼全国银行业协会警告称，新设的金融中心绝不能沦为国内资金出境再入境的单纯通道。这一警告本身即已承认，返程投资已变得何等系统化，又为新加坡带来了何等丰厚的收益。
四、税收漏洞：税收协定、贸易公司与人为操纵的价格
如果说返程投资是车流，那么税收协定和转让定价实践便是收费公路。近三十年来，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受1990年签署、1992年生效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约束，直至2020年2月才重新谈判修订。DDTCNews在《Indonesia-Singapura Sepakati Perjanjian Penghindaran Pajak Berganda》（印尼与新加坡就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成一致）一文中记录了印尼政府自己的承认：旧协定倾向于对新加坡比对印度尼西亚更为有利。此类官方承认在外交中实属罕见，应被视为失衡确实存在且由来已久的证据。
旧制度中最为突出的漏洞之一涉及政府债券。2020年2月，detikFinance在《Indonesia dan Singapura Capai Kesepakatan Pajak Baru》（印尼与新加坡达成新税收协议）一文中报道，旧协定豁免新加坡投资者就印尼政府债券利息缴纳预提税，而印尼投资者被怀疑倾向于经由新加坡购买本国政府债券。其中的讽刺意味十分鲜明：印尼公民通过新加坡载体购买本国债券，只为规避应向本国缴纳的税款。在国际税收术语中，由并非缔约另一方真实居民的主体利用税收协定的行为，被称为“择协避税”（treaty shopping）。凭借其广泛的协定网络和宽松的公司制度，新加坡成为本地区协定优惠的最繁忙“商铺”。
第二个漏洞至今仍门户大开，即大宗商品出口中的转让定价。这一模式在棕榈油、煤炭和矿产领域反复出现。印尼境内的生产商以低价将商品出售给其在新加坡的关联贸易公司，后者再按市场价格转售给最终买家。利润在公司税率较低的新加坡累积，而在印度尼西亚申报的利润则变得微薄。阿达罗（Adaro）与其新加坡关联公司之间煤炭交易的税务调整，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例如玛琅独立大学（Universitas Merdeka Malang）期刊所刊发的论文《Analisis Penghindaran Pajak (Tax Avoidance) Perusahaan Multinasional》（跨国公司避税分析）。
2026年，这一问题上升至国家层面。DDTCNews在《Diduga Manipulasi Transfer Pricing, Dua Eksportir CPO Diusut Aparat》（涉嫌操纵转让定价，两家毛棕榈油出口商遭执法部门调查）一文中报道，财政部长普尔巴亚·尤迪·萨德瓦（Purbaya Yudhi Sadewa）发现，棕榈油出口商存在先将产品出售给新加坡子公司、再运往最终目的地的倾向，其中两家公司正接受执法部门调查。Fortune Indonesia在《Purbaya Ungkap Ada 10 Perusahaan CPO Diduga Transfer Pricing》（普尔巴亚披露10家毛棕榈油企业涉嫌转让定价）一文中报道了财政部的调查结果：部分企业所缴税款仅占营业额的约0.4%；Bisnis.com则在《Menkeu Purbaya Ungkap Dugaan Akal-akalan Eksportir Nakal》（财长普尔巴亚披露不良出口商涉嫌的种种伎俩）一文中补充指出，申报的对新加坡出口价值被怀疑仅约为实际价格的一半。上述情况仍属处于法律程序中的指控，因此在点名具体企业之前须保持审慎。然而，其模式是清晰的：新加坡无需违反任何法律即可坐享其成。通过提供低税制度、对全球贸易公司的激励措施以及受到充分保护的商业保密制度，新加坡确保了来自印尼土地和劳动力的利润自动流向该国。这正是该漏洞难以通过外交途径弥合的原因所在，因为印度尼西亚所面对的并非一项违法行为，而是一种制度设计。
五、富豪避风港：印尼财富在新加坡与围绕税务特赦的较量
没有哪一事件比2016—2017年税务特赦更能清晰揭示印尼财富在新加坡的规模。该计划首次迫使这一长期以来公开的秘密接受公开清点。2017年3月税务特赦临近结束时，Republika在《Dana Repatriasi Amnesti Pajak Terbesar dari Singapura》（税务特赦汇回资金最大来源地为新加坡）一文中报道，新加坡约占汇回资金的57%，约合84.52万亿印尼盾；占申报境外资产的73%，约合751.19万亿印尼盾。同一报道还援引一项估计称，在印尼超高净值人士存放于海外的约2500亿美元中，约2000亿美元存放于新加坡。无论确切数字如何，其数量级本身已说明问题：印尼少数精英的私人财富，构成新加坡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行业的一大重要支柱。
更具揭示意义的，是税务特赦期间所发生的情况。印尼分析人士当时报告称，新加坡金融业曾设法削弱该计划的资金汇回目标。Bareksa在《Indonesia Tujuan Investasi Utama, Singapura Berupaya Redam Tax Amnesty》（印尼为首要投资目的地，新加坡设法抑制税务特赦）一文中援引税务分析师尤斯蒂努斯·普拉斯托沃（Yustinus Prastowo）的说法称，新加坡的银行向那些选择仅申报资产而不汇回资金的客户提出，愿为其承担申报税率与较低的汇回税率之间的差额。印尼国会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简报《Info Singkat P3DI, September 2016》（P3DI简报，2016年9月）同样提及，有报道称新加坡银行劝阻印尼纳税人参与税务特赦，并对有意汇回资金的客户进行举报。上述内容属印尼媒体报道的指控，而非任何调查得出的结论；平心而论，应当强调，个别银行维护自身业务并不等同于国家政策。然而其效果是一致的：资金汇回数额始终有限。
最终数据印证了这一效果。Kontan在《Dana Repatriasi, PR Utama Tax Amnesty》（资金汇回：税务特赦的首要难题）一文中指出，截至第一阶段结束，在申报的2514万亿印尼盾资产中，实际转入印度尼西亚的仅约128万亿印尼盾，约占5%。换言之，富豪们愿意在账面上使其财富合法化，却不愿将其带回国内。凭借稳定的局势、法治、审慎保密的银行业以及不征收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新加坡为资本提供了一个比印度尼西亚更好的归宿。这正是问题令人不安的症结所在。新加坡厚待印尼富豪，并非依靠秘密交易，而是向其提供了一种法律确定性、税收效率与社会声望的组合，而这恰恰是其本国未能提供的。
这种厚待不止于金钱。黄金地段住宅、永久居民计划、精英学校和世界一流医院，共同构成一个旨在让亚洲富人家庭宾至如归的生态体系。对印尼富豪而言，新加坡发挥着“第二首都”的作用：他们可以在此运营区域控股公司，将其种植园和资源类业务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并与雅加达的政治和法律动荡保持安全距离。这一问题至今依然存在。2025年9月，Bisnis.com在《Kisi-Kisi Cara Pemerintahan Prabowo Bawa Dolar WNI yang Parkir di Singapura Cs》（普拉博沃政府如何将印尼公民停放在新加坡等地的美元带回国内的思路）一文中报道，财政部长估计，每月仍有数亿美元从印度尼西亚流向新加坡及其他地方，政府正在筹划以市场化激励而非强制手段引导资金回流。选用“激励”而非“执法”一词这一做法本身，便表明这一避风港依然握有多么大的筹码。
六、法律漏洞：迟滞半个世纪的引渡条约
数十年来，新加坡一直是逃避腐败指控的印尼人的首选目的地。原因并不神秘：直至不久之前，两国之间并无生效的引渡条约。Bisnis.com在《UU Ekstradisi: Babak Baru Diplomasi ‘Buron’ RI di Singapura》（引渡法：印尼针对在新加坡“逃犯”外交的新篇章）一文中回顾称，印度尼西亚自1972年起便寻求缔结引渡条约。条约最终于2007年签署，却始终未能生效，原因在于两国政府商定，其批准须与防务合作协定同步推进。这种挂钩是理解新加坡谈判风格的关键。印度尼西亚所需要的引渡，与新加坡所需要的军事训练权被打包在一起。当印尼国会对防务条款表示抵制时，两项文书便双双搁浅达15年之久。
这一僵局令印度尼西亚付出了巨大代价。Bisnis.com的同一报道指出，印尼驻新加坡大使馆甚至曾向印尼央行流动性援助（BLBI）计划的8名债务人发出传唤。BLBI是1997—1998年危机期间的救助丑闻，令国家损失数百万亿印尼盾。这些债务人中的许多人以及其他腐败嫌疑人，恰恰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机制能迫使其回国，得以在新加坡安逸度日。新加坡并未诱使他们犯罪，但由于长期对引渡关闭大门，新加坡任由其领土沦为庇护所，而这些外逃人员带来的资本则充实了其金融体系。
突破只是在一揽子更广泛的安排下才得以实现。2022年1月，在民丹岛举行的领导人会晤中，两国签署了新的引渡条约，同时签署了飞行情报区（FIR）调整协定和续签的防务合作协定。印度尼西亚通过2023年第5号法律批准了引渡条约，该法律收录于印尼最高审计署法律数据库，见UU No. 5 Tahun 2023（2023年第5号法律）；并通过2023年第3号法律批准了防务协定，见Klaussa所列条目。Bisnis.com于2024年3月在《Perjanjian Ekstradisi Berlaku, KPK Susun Daftar Buruan di Singapura》（引渡条约生效，肃贪委员会编制在新加坡的通缉名单）一文中报道，印尼肃贪委员会（KPK）正在编制在新加坡的外逃人员名单，并着重指出该条约具有18年的追溯效力。
第一个真正的考验是电子身份证（e-KTP）采购丑闻嫌疑人保卢斯·塔诺斯（Paulus Tannos）一案。IDN Financials在《Buronan e-KTP Paulus Tannos keberatan diekstradisi dari Singapura》（电子身份证案逃犯保卢斯·塔诺斯反对从新加坡被引渡）一文中报道，塔诺斯自2017年起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持有几内亚比绍外交护照，于2025年1月被新加坡贪污调查局逮捕，其案件是新条约下的首例。这一进程缓慢且程序繁复。2026年8月，Kompas.com在《Pengadilan Singapura Tolak Permohonan Paulus Tannos, Ekstradisi Tetap Lanjut》（新加坡法院驳回保卢斯·塔诺斯申请，引渡继续推进）一文中报道，新加坡高等法院驳回了其最新提出的中止程序、披露文件和保释申请。对此案可有两种解读。批判性的解读认为，这一进度证明新加坡司法体系仍为富有的外逃人员提供了漫长的上诉跑道。较为公允的解读则指出，新加坡检方和法院事实上一贯作出不利于塔诺斯、有利于印尼请求的裁决。两种解读都蕴含着一个教训：条约是有效的，但仅对那些精心准备文件、并愿意在外国法院耐心诉讼的国家有效。
七、多线施压：空域、一揽子交易、海砂、象征与烟霾
新加坡很少通过公开对抗施加压力。其惯用的工具是议题挂钩、耐心以及对国际机构的审慎运用。时间跨度最长的例子，是廖内群岛和纳土纳上空的飞行情报区。这一安排可追溯至1946年，当时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将该区域的空中航行服务交由英国管辖下的新加坡当局负责，这一职责后来由独立后的新加坡继承，蒂博尼哥罗大学（Universitas Diponegoro）期刊论文《Implikasi Perjanjian Penyesuaian FIR Antara Indonesia dengan Singapura》（印尼与新加坡飞行情报区调整协定的影响）对此有所记述。CNBC Indonesia在《Menhub Happy Rebut Wilayah Udara Natuna yang Lama ‘Dijajah’ Singapura》（交通部长欣然收回长期被新加坡“殖民”的纳土纳空域）一文中指出，收回谈判始于1995年，直至2022年方告完成。在此之前，即便是从雅加达飞往纳土纳的国内航班，进入廖内空域时也须与新加坡管制员联络。根据内阁秘书处发布的《FIR Jakarta untuk Ruang Udara di Atas Kepri-Natuna Resmi Diatur Indonesia》（廖内群岛—纳土纳上空雅加达飞行情报区正式由印尼管理），此次调整经2022年第109号总统条例批准，并于2023年12月获国际民航组织核准。
批评者指出，这一胜利并不彻底。Katadata在《Teken FIR dengan Singapura, RI Belum Kuasai Kendali Udara Natuna?》（与新加坡签署飞行情报区协定，印尼尚未掌控纳土纳空中管制？）一文中报道，一位总统府幕僚顾问并未否认印度尼西亚尚未完全掌控该空域，因为根据新安排，部分低空空域仍委托新加坡管理。更为重要的是，飞行情报区、引渡条约和防务合作协定是捆绑在一起的。Bisnis.com在《Indonesia Ambil Alih Ruang Udara Natuna dari Singapura, Ini Imbasnya》（印尼从新加坡收回纳土纳空域及其影响）一文中援引的一位航空分析人士认为，正是防务协定使飞行情报区的移交成为可能。一揽子交易方式是新加坡的标志性做法：对印度尼西亚的任何让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每一项让步都要换取训练空间、安全准入或市场准入。
海砂问题体现了这种筹码的物质维度，同时也表明印度尼西亚有时也会反过来加以运用。2002年以前，印度尼西亚是新加坡填海用砂的主要供应国。Katadata的信息图《Ekspor Pasir Laut Kembali Dibuka》（海砂出口重新开放）显示，2001—2002年间，印尼天然砂出口约95%运往新加坡。出口于2002年受到限制，并于2007年被正式禁止。据Kabar Bursa在《Dilarang di Era Megawati dan SBY, Jokowi Bolehkan Lagi Ekspor Pasir Laut》（梅加瓦蒂和苏西洛时期被禁，佐科再度允许海砂出口）一文中所述，对新加坡的非法运输至少持续至2012年，而新加坡当时指责印度尼西亚停止出口是为了在引渡和边界谈判上向其施压。2023年，这一禁令通过关于海洋沉积物管理的2023年第26号政府条例被部分撤销。Bisnis.com在《Buka Kran Ekspor Pasir Laut: Jokowi Dicaci, Megawati Dipuji》（开放海砂出口：佐科遭批评，梅加瓦蒂获称赞）一文中报道，经济学家迪丁·达曼胡里（Didin Damanhuri）怀疑这一决定背后有新加坡和商业寡头的游说，政府则坚决否认这一说法。无论真相如何，这一事件表明，从海床上被实实在在挖走的印尼国土，仍是新加坡物理扩张的投入品，而供应与否的决定容易受到游说的影响。
象征性施压同样不容忽视。2014年2月，印尼海军以印马对抗时期因1965年麦唐纳大厦爆炸案在新加坡被处决的两名海军陆战队员之名，将一艘新护卫舰命名为“乌斯曼·哈伦”号（KRI Usman Harun），新加坡对此提出抗议。Kontan在《Menhan: Hubungan RI-Singapura Tak Terganggu》（国防部长：印尼—新加坡关系未受干扰）一文中报道，新加坡国防部取消了原定的双边防务对话；Liputan6在《Terusik 4 Negeri Tetangga》（受扰的四个邻国）一文中记载，新加坡还撤回了邀请印尼军方人员参加新加坡航展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拒绝为该舰更名。对新加坡而言，这一不满确有其因，因为那次爆炸造成了平民死亡；对印度尼西亚而言，为民族英雄命名是主权问题。这一事件表明，新加坡愿意将防务外交作为影响印尼国内决定的杠杆。
最后是烟霾外交。新加坡2014年《跨境烟霾污染法》赋予其对在境外引发或纵容火灾的企业行使域外管辖的权力。其存档的2015年9月新闻稿《Singapore Sends Notices to Four Indonesian Companies and Seeks Information from Singapore-listed APP》（新加坡向四家印尼公司发出通知并要求在新加坡上市的亚洲浆纸业提供信息）显示了该法如何被用于针对印尼的特许经营权持有者。在这一问题上，实际情况比民族主义叙事所描绘的更为复杂。新加坡是在维护其公民的健康，而印度尼西亚自身在火灾执法方面的记录乏善可陈。然而，同样是这些种植园和造纸集团，往往将其区域总部、上市地和贸易部门设在新加坡。2026年10月，《星报》（The Star）在《Singapore looking into which companies responsible for haze-causing fires: PM Wong》（黄循财总理：新加坡正调查哪些公司应对引发烟霾的火灾负责）一文中报道，绿色和平组织的一项调查将两家在新加坡上市的棕榈油公司与火烧区域联系起来。由此可见，烟霾法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向印度尼西亚施压的工具，也暴露出印度尼西亚的采掘型经济有多大比重是在新加坡受到掌控的。
八、“新加坡公司”：淡马锡与交叉持股案
新加坡在印度尼西亚的商业存在并不限于私营企业。其国家投资机构，首推淡马锡控股及其子公司，自1997—1998年危机后的私有化浪潮以来，便直接参与印度尼西亚的战略行业。当资金拮据的印度尼西亚在债权人压力下出售国有资产时，新加坡国联实体是最活跃的买家之一，以许多印尼批评者眼中的“甩卖价”收购了银行和电信公司的股权。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涉及该国两家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2002年底，淡马锡全资子公司新加坡科技电信媒体（STT）赢得了印尼卫星电信（Indosat）的股权出售。由于淡马锡的另一关联企业新加坡电信（Singtel）此前已持有印尼电信（Telkomsel）相当比例的少数股权，此次出售在印尼两大主导性移动运营商之间形成了交叉持股结构。Hukumonline的报道《Vonis Garang Hakim Juanda》（法官Juanda的严厉判决）概述了印尼商业竞争监督委员会（KPPU）的认定：淡马锡对两家公司均具影响力，致使Indosat的发展相对于Telkomsel有所放缓，并在移动通信市场形成价格领导，由Telkomsel设定过高资费。据Hukumonline在《KPPU Nyatakan Temasek Langgar UU Anti Monopoli》（KPPU宣布淡马锡违反反垄断法）一文中的报道，2007年11月19日，KPPU裁定淡马锡及其集团违反了1999年第5号法律第27条关于交叉持股的禁止性规定，责令其在两年内出售在其中一家运营商的持股，并责令Telkomsel将资费下调至少15%。
淡马锡对这一裁决提出抗辩。其律师辩称，“淡马锡集团”作为单一行为主体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对Indosat的收购遵循了正当的招标程序，且印度尼西亚有沦为令人不安的营商之地的风险。他们还强调，淡马锡并非任何一家运营商的控股股东。尽管如此，最高法院在2008年9月的上诉裁决中维持了KPPU的裁定，随后又驳回了淡马锡的再审申请，detikFinance在《MA Tolak PK Temasek Cs》（最高法院驳回淡马锡等方的再审申请）一文中对此作了报道，并提及150亿印尼盾的罚款。2008年，STT将其所持股份出售给卡塔尔电信，淡马锡集团最终退出Indosat，而Singtel则保留了其在Telkomsel的地位。
淡马锡案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这是印尼机构成功裁决一家新加坡国联投资者的行为并在最高法院胜诉的罕见案例，证明只要机构意志坚定，印尼法律便能发挥效力。其二，该案揭示了组合投资者与战略行为体之间的区别：一个在关键行业中跨越相互竞争企业持股的主权投资者，所追求的不仅是回报，更在于塑造市场结构。其三，随着新加坡资本向数据中心、数字平台、可再生能源以及巴淡、民丹和卡里摩（Karimun）的工业园区进军，该案所确立的先例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印度尼西亚必须持续追问的，正是KPPU在2007年提出的那个问题：最终是谁控制着市场，又是为了谁的利益而制定市场规则？
九、幕后之一：明晟降级风波与新加坡施压指控
对“新加坡在幕后与印度尼西亚作对”这一论点最为尖锐的现实检验，是2026年的明晟事件。公开记录中的事实十分严峻。2026年1月28日，明晟以股权结构不透明以及可能存在损害价格形成的协同交易为由，冻结了印尼证券的所有上调类指数变动；investortrust.id在《MSCI Freeze Sparks Jakarta Composite Index Slide Near Trading Halt》（明晟冻结措施引发雅加达综合指数下挫，几近触发暂停交易）一文中报道，雅加达综合指数当日下跌6.53%，几近触发暂停交易。雅加达随即推出一揽子改革措施，包括披露持股1%以上的股东，以及将最低自由流通股比例从7.5%提高至15%的路线图。随后，2026年10月15日，明晟更进一步。其官方新闻稿《MSCI Launches a Consultation on a Proposal to Reclassify the MSCI Indonesia Indexes》（明晟就重新分类明晟印尼指数的提议启动咨询）提议将印度尼西亚直接重新归类为“独立市场”（Standalone）而非“前沿市场”（Frontier），称市场参与者尚未看到足够进展，且对涉嫌协同交易和执法薄弱的关切依然存在。最终决定将于2027年6月底前作出。
此事关系重大。《外交学人》（The Diplomat）在《Indonesian Stock Exchange Plunges After Fresh MSCI Downgrade Threat》（明晟再度发出降级威胁后印尼股市暴跌）一文中解释说，独立市场地位将使印尼股票被移出全球基金所追踪的指数，使该国与阿根廷、黎巴嫩、乌克兰和津巴布韦同列一组，并成为该组别中最大的经济体和唯一的亚太市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在《Indonesian stocks plunge to six-year low as MSCI downgrade fears mount》（明晟降级担忧加剧，印尼股市跌至六年低点）一文中报道，雅加达指数跌至2020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高盛指出，远期估值已跌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未曾见过的水平。据《里约时报》（The Rio Times）在《Indonesia Could Lose Emerging Market Status》（印尼或将失去新兴市场地位）一文中对明晟咨询文件的概述，2025年底至2026年9月间，明晟印尼指数经自由流通量调整后的市值下降约55%。
正是在这场危机中，前贸易部长穆罕默德·卢特菲（Muhammad Lutfi）介入其中。在2026年10月19日和20日发布的Instagram视频中，他指称新加坡通过其主权投资机构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推动明晟发出降级威胁，意在引发恐慌性抛售，以便外国投资者低价购入印度尼西亚的优质资产。detikFinance在《Eks Menteri Sebut Ada Campur Tangan Singapura di Balik Ancaman MSCI》（前部长称明晟威胁背后有新加坡插手）一文中报道，他甚至点名一位GIC高管，声称掌握内部消息，称其曾愤怒地向明晟施压，要求下调印度尼西亚的地位。CNN Indonesia在《Eks Mendag Tuduh Singapura Tekan MSCI Biar Dapat Saham Murah RI》（前贸易部长指控新加坡向明晟施压以低价获取印尼股票）一文中刊载了他的论点，即独立市场类别是为实行资本管制的国家设立的，而印度尼西亚并未实行资本管制。
学术诚信要求将三个层面区分开来。第一层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明晟的冻结措施、重新分类提议、市场崩跌以及改革记录。第二层是指控：卢特菲关于新加坡施压的说法。截至本文撰写之时，该说法并无任何文件、录音或具名佐证来源支撑；CNN Indonesia在《Eks Mendag Era SBY-Jokowi Tuding Singapura di Balik Jatuh IHSG》（苏西洛—佐科时期前贸易部长指称新加坡是雅加达综合指数下跌的幕后推手）一文中指出，他未提供任何独立证据，明晟的公告中也没有任何内容证实新加坡参与其中；Suksesfinansial则报道称，淡马锡、GIC和明晟均未对该指控作出回应。就连他所提及的那位高管的姓名，各媒体的报道也不尽一致。据《经济之窗》（Warta Ekonomi）在《Heboh Isu Intervensi Asing ke MSCI, BEI Beri Jawaban Ini》（外国干预明晟传闻引发热议，印尼证券交易所作出回应）一文中的报道，印尼证券交易所负责人拒绝作出揣测，表示交易所将专注于技术性改革。卢特菲的论点就其自身逻辑而言也有不准确之处：明晟将独立市场重新分类描述为对市场可及性或规模与流动性严重恶化的回应，而不仅仅针对资本管制。
第三层是结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该指控具有不应被轻易否定的合理性。明晟的分类决定在设计上即以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反馈为基础，而新加坡主权基金位列全球最大的资产所有者之列，且对印度尼西亚拥有深度敞口。低配某一市场或已退出该市场的投资者，出于理性会希望看到降级，因为降级将迫使被动型基金抛售，并将估值压至危机时期的低位。从更狭义的角度看，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也将从中受益：当印尼股票被视为不具投资价值时，区域投资授权、上市和家族办公室财富将进一步向新加坡集中——而这恰恰发生在印度尼西亚试图启动自身金融中心之际。无论是否有任何新加坡官员拿起过电话，激励结构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然而，同一结构也暴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明晟所关切的问题——股权集中、自由流通量偏低以及与财团关联股票之间涉嫌的协同交易——都是在印度尼西亚产生的真实问题。因此，回应所谓新加坡操纵的最有效方式不是愤慨，而是执法：如果雅加达能在2027年6月之前整顿股权透明度，那么任何游说，无论真实存在还是凭空想象，都无法使降级成立。
十、幕后之二：海底电缆枢纽与情报维度
如果说明晟指控尚未获得证实，那么有一项幕后活动的记录则要充分得多：新加坡在截获途经其领土的通信（包括印度尼西亚的通信）中所扮演的角色。2013年11月，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根据爱德华·斯诺登泄露的文件发表报道，Tempo English在《‘Five Eyes’ Partners Spy on the World》（“五眼联盟”伙伴监控全世界）一文中予以转载。报道称，新加坡和韩国在协助美国和澳大利亚窃听亚洲各地海底通信电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同一报道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一直是澳大利亚与新加坡情报合作的重点目标，且印度尼西亚的电信和互联网流量有很大部分经由新加坡传输。Ahram Online转载的路透社报道《Malaysia summons Singapore envoy over spying reports》（马来西亚就间谍活动报道召见新加坡使节）称，新加坡军事情报部门据称协助从东南亚—中东—西欧3号（SEA-ME-WE 3）海底电缆截取数据，该电缆由Singtel部分持有，连接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30多个国家。
雅加达对此反应强烈。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均召见了新加坡使节。新加坡的回应颇具其一贯特色。据《马来邮报》（Malay Mail）在《Singapore won’t confirm or deny spy allegations》（新加坡对间谍指控不予证实也不予否认）一文中所载法新社报道，外交部长尚穆根拒绝证实或否认，称邻国都清楚新加坡无意损害双边关系，而在情报问题上你来我往的争论将永无休止。既不否认，也不道歉：这种姿态在保留推诿空间的同时，也传递出此类活动乃治国方略之常规组成部分的信号。
其战略含义在经济议题的讨论中常被忽视。一个国家的国际数据、金融报文、外交通信和企业通信，若须途经邻国的电缆登陆站和数据中心，那么该国在与这一邻国谈判时便处于信息劣势。本研究所讨论的每一项双边谈判，无论涉及税收、引渡、空域、海砂还是电力，都是在这一环境下进行的。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不减反增：新加坡在土地和电力方面的约束，正推动数据中心投资流向巴淡和柔佛，而新的海底电缆如今已将巴淡与新加坡直接相连。因此，印度尼西亚的数字主权，取决于建设自身的国际电缆登陆站、交换节点和主权数据基础设施，而不是将新加坡视为通往全球网络的默认门户。这并非指控对方怀有敌意，而是承认情报机构——包括新加坡的情报机构——均为本国服务，而地理位置赋予了新加坡一个俯瞰印尼通信的有利位置，对此印度尼西亚为削弱这一优势所做的努力过少。
十一、幕后之三：Petral机制与在新加坡运作的石油进口
十余年间，印尼经济中利润最为丰厚的租金来源——原油和燃油进口——并非在雅加达，而是在新加坡进行管理。Pertamina Energy Trading Ltd（Petral，印尼国家石油公司旗下贸易子公司）及其设在新加坡的子公司Pertamina Energy Services，负责为印尼国家石油公司（Pertamina）开展采购。2014年12月，由已故经济学家费萨尔·巴斯里（Faisal Basri）担任主席的政府油气治理改革小组，报告了该架构内部存在“黑手党”运作的迹象。Hukumonline在《Audit Forensik Petral Akan Bongkar Potensi Pidana》（Petral法务审计将揭开潜在刑事问题）一文中记录了该小组的调查结果：招标前泄露产品规格和业主估价，以及利用外国国家石油公司充当幌子，制造供应链较短的假象，其中甚至包括一家马尔代夫实体，尽管马尔代夫并不产油。该小组还注意到，新加坡石油市场上的老牌贸易商并未直接向Petral投标。
为何选择新加坡？因为新加坡是亚洲的石油贸易之都，且在境外运作使这一采购机制处于印尼调查人员不易触及的范围之外。反黑手党小组一名前成员在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新闻页面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肃贪委员会曾承认其掌握类似信息，但由于Petral位于印尼境外的新加坡，难以取得证据。Petral于2015年根据改革小组的建议被解散，但多年来无人被起诉。Kontan当时在《Audit Petral Hanya Menyasar Kelas Teri》（Petral审计只针对“小鱼小虾”）一文中报道，法务审计似乎止步于小角色，而流传的名单中包括一名新加坡人。
十年之后，此案终于进入司法程序。据印尼国家警察新闻门户网站在《AGO Names Riza Chalid and Six Others as Suspects in Petral Corruption Case》（最高检察院将里扎·哈利德等七人列为Petral腐败案嫌疑人）一文中的报道，2026年4月9日，印尼最高检察院将商人穆罕默德·里扎·哈利德（Mohammad Riza Chalid）及其他6人列为嫌疑人，指控其在2008年至2015年间操纵Petral的原油和燃油采购。Bloomberg Technoz在《Jejak Riza Chalid, Gasoline Godfather》（里扎·哈利德的踪迹：“汽油教父”）一文中报道，外界普遍称其业务运营主要在新加坡进行，且2015年的法务审计发现，机密招标信息曾通过电子邮件泄露给与其有关联的公司。据Republika在《Riza Chalid Resmi Jadi Buron Interpol》（里扎·哈利德正式成为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犯）一文中的报道，2026年1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其至今仍在逃。
公允起见，须记录新加坡方面的立场。2025年7月，当印尼检方首次暗示其身在新加坡时，新加坡外交部表示，其移民记录显示此人不在新加坡，且已很长时间未曾入境，并表示如收到正式请求，新加坡将提供协助，CNBC Indonesia在《Riza Chalid Ternyata Tak Berada di Singapura, Ini Reaksi Kejagung》（里扎·哈利德原来不在新加坡，最高检察院作出回应）一文中对此作了报道；印尼移民部门后来查明其最后一次出入境记录是前往马来西亚。因此，Petral案的教训并不在于新加坡国家合谋掠夺印度尼西亚，而在于新加坡作为离岸平台的角色，使其成为一部由印尼人自己打造的租金攫取机器的天然栖身之所。远离印尼司法管辖、商业保密以及深厚的贸易市场，共同为这一机制提供了庇护。据Hukumonline在2014年报道的一项民间社会估计，该机制每年给国家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每当印尼的某项战略性职能被置于新加坡，同样的风险便会重现。
十二、策略手册：按证据强度分级的新加坡杠杆类型
综观上述案例，可以发现一套前后一致的工具组合。新加坡很少需要违反规则；它塑造印尼行为体作出选择时所处的环境，然后任由激励机制发挥作用。下表将官方记录或司法认定中有据可查的内容、经可信报道的内容以及仍属指控的内容加以区分，因为一项旨在成为全球参考的研究，其可靠性必须胜过其所考察的传闻。
表1：新加坡对印度尼西亚的杠杆类型及其证据状况
| 工具 | 印尼案例 | 新加坡所获利益 | 证据状况 |
|---|---|---|---|
| 议题挂钩外交 | 引渡与防务协定挂钩（2007—2022年）；飞行情报区纳入同一揽子安排 | 军事训练空间、安全准入 | 见于条约历史及批准法律，有据可查 |
| 税收协定设计 | 1990年协定下的债券利息豁免；择协避税 | 金融中心业务、印尼财富的入账 | 印尼政府已承认（2020年） |
| 贸易枢纽利润 | 棕榈油和煤炭出口商经新加坡关联公司涉嫌转让定价 | 利润和税基转移至新加坡 | 正在调查中（2026年）；阿达罗税务调整有据可查 |
| 财富避风港 | 2016—2017年税务特赦中73%的申报境外资产存放于新加坡 | 私人银行资产 | 经印尼税务机关记录，有据可查 |
| 阻挠资金汇回 | 银行提出承担特赦税率差额 | 留住客户资产 | 经可信报道；无官方认定 |
| 外逃人员庇护所 | BLBI债务人；保卢斯·塔诺斯 | 资本流入 | 有据可查；目前正通过引渡加以解决 |
| 离岸租金平台 | 在新加坡运作的Petral石油采购 | 贸易活动与保密溢价 | 经改革小组及2026年起诉记录，有据可查；新加坡国家未被牵涉 |
| 资源杠杆 | 对海砂、天然气、电力的需求 | 领土扩张、能源安全 | 有据可查；2023年海砂决定背后的游说属指控，已被否认 |
| 企业市场势力 | 淡马锡交叉持股Indosat和Telkomsel | 对电信市场的控制 | 有据可查；经最高法院维持 |
| 信号情报 | 与“五眼联盟”伙伴窃听印尼通信流量的电缆 | 信息优势 | 经斯诺登文件可信报道；既未证实也未否认 |
| 象征性与防务施压 | 就“乌斯曼·哈伦”号提出抗议；取消对话 | 传递信号 | 有据可查 |
| 指数施压 | 被指向明晟施压以下调印度尼西亚地位（2026年） | 低价入场；金融中心优势 | 前部长提出的未经核实指控；GIC和淡马锡未予回应 |
这一模式比任何单一案例都更为清晰。新加坡最有效的工具并非那些引人注目的手段，而是那些悄无声息的结构性手段：使其成为印尼资金、贸易利润和外逃人员默认归宿的规则，以及将印尼的需求转化为新加坡所获让步的一揽子交易。指数操纵等更具轰动性的指控，或许属实，或许不实；印度尼西亚的战略不应取决于能否证实这些指控，因为有据可查的机制已足以证明从根本上重新平衡两国关系的必要性。
十三、令人不安的镜子：印尼自身的精英与薄弱治理
坦诚的分析至此必须调转镜头。上述几乎每一种机制，都需要印尼一方的配合才能运转。返程投资需要将利润转出境外的印尼富豪。转让定价需要低报发票金额的印尼出口商，以及缺乏审计能力的印尼税务机关。早在2015年，Bisnis.com便在《Astaga, Aliran Dana Haram dari Indonesia ke Luar Negeri Capai US$6,6 T》（惊人：从印尼流向境外的非法资金规模）一文中报道，人们普遍认为转让定价的实施者以新加坡为基地，而当时仅有两个地区税务局有能力对转让定价案件进行深入分析。一个无力审计本国出口商的国家，必然会将税收流失给提供最低税率的任何邻国；新加坡只不过恰好近在咫尺。
外逃人员问题同样如此。腐败嫌疑人之所以逃往新加坡，是因为印尼执法部门任由其离境，是因为他们带走的资产是在印尼自身的机构内部被窃取的，也是因为历届印尼政府在15年间选择不批准2007年的一揽子协定。海砂事件呈现出同样的模式：无论是否存在游说，重新开放出口的决定是由印尼官员作出的，而据报道，21世纪初伪造出口数量的也是印尼的驳船经营者。即便是被新加坡转化为法律工具的烟霾问题，其根源也在于印度尼西亚对土地清理法律执行不力。
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可以免责。一个明知自身繁荣建立在吸纳邻国外逃资本、低税贸易利润和外逃人员之上的国家，即便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合法，也须对其所设计的体系承担道义责任。新加坡领导人足够老练，深知其财富管理业、大宗商品贸易枢纽以及区域总部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印度尼西亚的治理赤字之上。因此，恰当的结论并不是新加坡是加害者、印度尼西亚是受害者，而是两国陷入了一种不对称共生关系。新加坡从印度尼西亚的弱点中获利，印尼的部分精英从新加坡的优势中获利，而印尼公众则以税收流失、市场扭曲和主权受损的形式承担代价。
认识到这种共生关系，在战略上具有解放意义。倘若问题仅仅在于新加坡的恶意，印度尼西亚的选择便只有抗议或报复，而这两者都是一个关系网络发达的小国所能承受的。正因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印度尼西亚自身掌握着大部分杠杆：其税收征管、执法、投资规则、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以及建立竞争性机构的能力。以下各部分将考察雅加达已经并且可以如何运用这些杠杆。
十四、印度尼西亚的历时应对：从抗议到制度性制衡
印尼历届政府早已洞悉新加坡的策略手册，尽管其应对参差不齐。这段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来解读。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是静默迁就阶段：雅加达自1972年起寻求引渡、自1995年起寻求收回飞行情报区，但缺乏促成结果的筹码或政治意愿。第二阶段为21世纪头十年，引入了资源杠杆。2002年梅加瓦蒂总统任内限制海砂出口，以及2007年苏西洛总统任内正式禁止出口，在新加坡被解读为施压策略；事实上，这些举措也确实与促成2007年引渡和防务一揽子协定的推动同时发生，尽管该一揽子协定随后在印尼国会搁浅。
第三阶段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转向财政透明。2016—2017年税务特赦尽管资金汇回成效有限，却迫使数千万亿印尼盾的隐匿资产纳入税务登记，并为国家提供了一幅更为清晰的境外财富图景。印度尼西亚还加入了全球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机制，使新加坡银行保密制度在逃税方面的用处大为减弱。2020年重新谈判修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随后填补了若干最常被滥用的漏洞。DDTCNews在《Menkeu: Pembaruan P3B Indonesia & Singapura Lalui 5 Kali Perundingan》（财政部长：印尼与新加坡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更新历经5轮谈判）一文中报道，新协定增加了明确的反避税条款、资本利得规则、符合国际标准的信息交换，并取消了对设在第三国的常设机构的协定优惠，作为交换，降低了特许权使用费和分支机构利润的预提税率。
第四阶段从2022年至今，其特点是按照印度尼西亚自身条件开展的一揽子外交以及制度建设。2022年民丹一揽子协定实现了飞行情报区的调整和引渡条约的签署，后者目前正在塔诺斯案中接受检验。印度尼西亚通过2024年第136号财政部长条例引入全球最低税；正如DDTCNews在《Jaga Daya Saing, RI Diingatkan Konsisten Terapkan Pajak Minimum Global》（为保持竞争力，印尼被提醒须一贯实施全球最低税）一文中所解释的，该条例通过所得纳入规则、国内补足税和低税支付规则，设定了15%的有效税率下限，从而缩小了向低税辖区转移利润的优势。2026年，财政部对经由新加坡销售的棕榈油出口商涉嫌转让定价的行为采取了行动。
能源外交展现出更为坚定的姿态。当新加坡力求进口清洁电力时，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长巴赫利尔·拉哈达利亚（Bahlil Lahadalia）公开询问印度尼西亚将得到什么回报，CNBC Indonesia在2025年2月前文所引的文章中对此作了报道。据Listrik Indonesia在《Babak Baru Rencana Ekspor Listrik ke Singapura, Bahlil Minta Singapura Penuhi Hal Ini》（对新加坡电力出口计划进入新阶段，巴赫利尔要求新加坡满足此项条件）一文中的报道，2025年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到2035年出口3.4吉瓦可再生电力与在巴淡、民丹和卡里摩联合开发可持续工业园区挂钩。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此后主张，电力出口应统一由单一国有卖方汇总，从而由印度尼西亚确定交易条件，而非由各个项目在新加坡市场上相互竞争，相关报道见《PLN Siapkan Peran Agregator Ekspor Listrik ke Singapura》（PLN筹备对新加坡电力出口的汇总者角色）。
最具雄心的制衡举措是制度层面的。2026年7月21日，国会通过了设立印尼国际金融中心（PFII）的法律。Bisnis.com在《Brief Insight: Dari Insentif Pajak hingga Pengadilan Khusus, Ini Isi Penting UU PFII》（简要洞察：从税收激励到专门法院，印尼国际金融中心法的要点）一文中报道，政府明确承认，印度尼西亚虽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却没有一个能够与新加坡、香港或迪拜竞争的金融中心。该中心将设在巴厘岛，并在雅加达设立过渡性基地。与此同时，最高层的外交依然热络：据国务秘书处发布的《Presiden Prabowo dan PM Wong Gelar Leaders’ Retreat di Istana Merdeka》（普拉博沃总统与黄循财总理在独立宫举行领导人务虚会），2026年7月的领导人务虚会达成了26项协议。因此，印度尼西亚当前的姿态是“双轨并行”：公开层面保持友好伙伴关系，同时稳步推进制度建设，以减少对邻国的结构性依赖。
十五、战略建议：将不对称共生转变为平衡的相互依存
第一要务是看清资本。印度尼西亚应要求每一个外商投资实体将披露其最终受益所有人作为获得许可的条件，并在现行按直接来源统计的基础上，同时按最终投资者口径公布投资统计数据。一旦决策者能够将真正的新加坡资本与回流的印尼资本、经由新加坡转道的第三国资本区分开来，“新加坡十余年来一直是最大投资者”这一标题式结论便会失去其大部分外交分量，政策也可以依据真实而非名义上的投资者加以校准。受益所有权数据应与税务机关、金融情报机构和竞争主管机构系统共享。
第二要务是在价值创造地征税。印度尼西亚应建立大宗商品定价制度，对向新加坡关联贸易商出口的棕榈油、煤炭、镍产品及其他关键资源按透明的基准价格处理，并由纳税人承担说明偏离理由的举证责任。海关、税务和贸易数据应当整合，使低报发票行为能够被实时发现，而非数年之后才被察觉。Bisnis.com在2015年发现极为薄弱的转让定价审计能力，必须发展成为一支专业化的精锐队伍。印度尼西亚还应一贯实施全球最低税，而不是以将补足税收入拱手让给新加坡等辖区的方式划设经济特区。
第三要务是使本国比避风港更具吸引力。资金汇回无法依靠道德劝说来实现。印尼富豪之所以将财富存放在新加坡，是因为那里有法律确定性、可预期的法院和稳定的规则。印尼国际金融中心唯有提供同样的品质——配备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可信的商事法院——并且其设计旨在吸引真正的新增资本而非循环利用国内资金，方能取得成功。银行界就返程投资提出的设计警示，应从一开始便写入该中心的规则之中。
第四要务是像新加坡那样以一揽子方式进行谈判。新加坡提出的每一项要求，无论是电力、海砂、水、空域、训练场地还是市场准入，都应作为一个组合的一部分进行谈判，并在其中明确挂钩印度尼西亚自身的优先事项：外逃人员遣返和资产追缴、税务信息共享、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增值加工、技术转让，以及将总部职能迁至巴淡或雅加达。通过单一国有汇总者开展电力出口的决定，正是这一逻辑的范例，应推广至其他战略资源。印度尼西亚还应对海砂制度保持严格审查，实行数量透明、环境审计和国会监督，确保其海床永不再成为邻国领土扩张的隐性补贴。
第五要务是清理印尼一方的账目。若不对国内腐败、逃税和非法焚烧进行强有力的执法，每一项条约、每一个新机构都会被钻空子。保卢斯·塔诺斯案等引渡案件，应按照普通法法院的证据标准进行准备，并以其结果为基础，构建后续请求和资产追缴行动的储备。最后，印度尼西亚应培养新加坡已经掌握的战略耐心。飞行情报区历经27年谈判，引渡则历经50年。一个以数十年为尺度思考、凡事有据可查、将每一项让步与回报挂钩的国家，终将把不对称的依赖转化为真正平衡的相互依存。
十六、结语：主权始于自身
对于新加坡在印度尼西亚的所作所为，最恰当的理解不是阴谋，而是战略：一个弱小、脆弱而又能力超群的国家，使自身成为印度尼西亚与世界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人的战略。借助低税率、密集的协定网络、审慎保密的金融业、高效的法院和耐心的一揽子外交，新加坡攫取了印尼土地、劳动力和资源所创造价值中不成比例的份额。维系这一地位的部分做法——从旧税收协定的债券豁免，到数十年间无引渡安排，再到经由新加坡贸易部门涉嫌的转让定价——给印度尼西亚造成了真实且可衡量的代价。称其不公平是有道理的；称其违法，则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成立。
因此，决定性变量在于雅加达。每当印度尼西亚整合其机构并协调一致地开展谈判——从KPPU对淡马锡的裁决，到2020年税收协定、2022年民丹一揽子协定以及2025年电力备忘录——它便收复了失地。每当其精英将新加坡视为便利的保险库和出逃通道，主权便随之流失。两国关系将保持密切，而且理应如此，因为地理和共同利益使然。印度尼西亚的任务在于确保亲近不再意味着依赖：使其资本得到如实统计，资源得到公平定价，外逃人员无处藏身，自身的金融和法律机构足够强大，使富人不再需要借助邻国来保障其资金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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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nis.com (2026). Leaders’ Retreat RI-Singapura, Prabowo & Wong Perkuat Keamanan Selat Malaka. https://kabar24.bisnis.com/read/20260706/15/1985867/leaders-retreat-ri-singapura-prabowo-wong-perkuat-keamanan-selat-malaka
Bisnis.com (2026). Perbanas Ingatkan PFII Harus Datangkan Modal Asing Baru, Bukan Dana Round Tripping. https://finansial.bisnis.com/read/20260709/90/1986959/perbanas-ingatkan-pfii-harus-datangkan-modal-asing-baru-bukan-dana-round-tr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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